陈寅恪约在1940年代尝言“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近代中外交往频繁，留下了大量的史料，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外交流史、外交史和中外互识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是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整理近代中外交涉交往材料而成的史料汇编丛书。其整理团队的成员多为活跃在学界第一线的高校内年轻学者，在工作特色上表现为整理与研究相结合，丛书各种均附有问题意识明确、论述严谨的学术性导言，便利于读者的阅读与理解。《丛刊》第一辑共十种已于202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该《丛刊》的整理刊行，拟为一持续的事业，后续工作也正在推进之中。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
2021年11月6日，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的“钩沉与拓展”：“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工作坊线上、线下同步召开。三十余位学者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媒体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致辞。章清教授首先感谢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到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对第一辑《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的支持，希望借助本次工作坊持续推进近代交涉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希望专家学者与编辑通过工作坊实现更好的沟通。
一、书信、报刊及图像史料的利用
会议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四位学者围绕书信、报刊与图像史料进行报告。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以《台北近史所藏辛亥前后梁启超函札考释》为题，介绍并考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康有为存札。这批书信可能是近史所从康有为之子康同籛处获得，现已整理并发表于今年7月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中。存札中有梁启超亲笔书信18封，从中可见梁启超对甲午前后朝局的观察和评价；梁启超未随伍廷芳出使缘于他担心受后者挟制且不愿放弃《时务报》事业；康党刺杀刘士骥案，梁启超事后知情并帮助同门窝藏案犯；梁启超对载沣摄政后的国政非常失望，但对自己治理国家的能力极为自信。从中亦可见康梁师生间坦诚情谊。通过考释，这批函札可澄清历史疑点，丰富我们对康梁政治活动的认识。
姜鸣（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强调了近代史料中的“一对一”往来书信集的整理工作。近年来，尺牍整理、出版成为史料发掘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一对一”的往来书信可能是最有趣、最有价值的部分。它给了我们一个长时段观察、研究的窗口，非常宝贵，如史学界常用的《中国海关密档》及近年整理出版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陈宝琛张佩纶往来信札》《张佩纶家藏信札》等都是此类。“一对一”书信集的价值体现在对通信作者人际关系及他们对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方位了解。通过有应有答的一对一信件，研究者可以完成对某一事件的连续追踪，避免阅读单向信件的缺憾，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历史真相；还能找到当年的现场感，触摸历史温度，理解人物冲突，使作品能够代入写作者和历史时代相互沟通的情绪，也能把读者真正代入到历史冲突的现场。在书信整理中应当高度关注“一对一”信件的顺序复原，这样可以大大提升史料价值。
蒋海波（神户孙文纪念馆主任研究员）的报告以神户《东亚报》为研究对象。《东亚报》是日本最早的中文杂志。维新运动期间，康氏弟子和族人与广东商人、热心中国变革事业的日本士人一起创办了《东亚报》暨神户东亚书局，办报者包括万木草堂大弟子韩文举、族弟韩昙首等中国人及桥本海关等日本中国通。该报的刊载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学”，集中在宗教、政治、法律、商务与“艺学”五方面，最大特色是登载了众多的学术译文。主要栏目有论说栏、宗教栏、法律栏与新书译录栏等。该报因戊戌政变停刊，在短暂的半年时间里，翻译、刊载了为数众多的日文著述。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涉及面非常广泛，关于社会学、美国宪法的翻译和介绍都是开拓性的。它部分地实现了康有为维新派希望通过翻译日文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信息”“学问”和“思想”资源。
徐家宁（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以《档案文献的整理对清末人物照辨识的重要性：以那桐照片为例》为题报告。报告指出图像也是一种文献，每幅图像上都写满了信息，图像可以使历史研究中的人物或场景更加立体，可以补白文字描述中超越了人们想象的部分（比如鲁迅笔下的“血馒头”，有相关照片留存）。识读图像时，时间、地点与相中人最重要，但仅通过图片中的信息识读不够严谨，需文献档案旁证。
如下图左二和左四两人难辨识，但通过《那桐日记》可找到线索。
通过《那桐日记》可知，四人从左到右分别是王文韶、铭安、孙家鼐和豫师
再如下图在网上流传很广的照片，一般被标注为“皇族内阁合影”，但已有研究者指出此说不确。现据《那桐日记》等史料推断照片摄于1905年2月1日，因各部院堂官贺新年而摄。
日记、信函、公文、报纸，特别是涉及中外交流内容的档案文献整理，对识读历史人物的图像非常有帮助，而这样的识读反过来也会促进和丰富历史研究。
二、近代交涉史料的收集与价值
工作坊第二场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晓川副教授主持。工作坊的第二个主题是近代交涉史料的收集与价值。五位研究者分别以顾维钧档案、英国藏威海卫租借地资料、近代中国武器进口相关史料、清政府与国际组织交涉档案、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档案为研究对象进行报告。
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介绍了顾维钧档案的史料价值。顾维钧深度参与了整个民国外交史及国民党败退以后的对外交涉史，不同时期的顾档史料有不同特点。袁世凯逝世后的北洋时期，职业外交官能够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后，外交官是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们对外交决策也产生影响。
北洋时期的巴黎和会是顾维钧的高光时刻，但此期顾档较少。顾档的核心史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要整理顾档“九一八事变”中交涉史料，必须结合近史所及二档馆档案。此期顾档的价值在于顾维钧与国联的交涉档案很多未录入《外交档案》，体现顾维钧的个人见解。七七事变以后，顾档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有助于研究战时中法关系（因顾维钧时任驻法大使）。另外，一线的外交人员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推动的线索也可通过顾档展现。此期不限于外交，顾档对经济社会事件也有涉及。二战后中国如何参与联合国筹备，顾档也有详细史料。顾档最主要的部分是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的内容，这些档案对我们了解台湾地区在整个冷战格局中的地位、角色与影响很有价值。
顾维钧档案可在社科院或复旦大学阅览
刘本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的报告介绍了英国藏威海卫租借地资料分布、国内的编译、出版与利用情况及进一步整理设想。英国租借威海卫后形成了大量档案，租借地归还中国后英国将这些档案运走，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这批档案既能反映中英交涉，又能反映英国殖民者的治理思想与具体做法，同时也是中国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最重要也是数量最多的是殖民部档的威海卫部专档，外交部档案与陆军部档案也有相关文件。除英国国家档案馆外，苏格兰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与伦敦大学也藏有威海卫档案。国内关于英租威海卫的资料编译和整理出版情况并不乐观，出版资料较少。有待整理的威海卫租借地资料有日本《威海卫占领军纪事本末》、《威海卫政府公报》及较为分散的威海卫史料，需分专题搜集与汇编。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殖民部威海卫专档
费志杰（上海建桥学院副教授）以《近代中国武器进口相关史料研究与利用》为题报告，研究对象主要涉及到武器弹药成品与生产武器弹药所需的设备和原料。近代军品进口贸易规模庞大、时段较长，牵涉国家众多、涉及器料繁杂，与晚清军政关系、中外关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值得深入研究。但相关史料却比较零散，需要下大功夫去收集与利用。目前相关研究集中在清政府与列强对中国军品贸易的态度、晚清对军品贸易的管理、列强对华洋军品贸易的夺控、武器与设备物料的外购问题等方面。这些成果以个案研究居多，系统性研究不足。相关史料因涉及时间跨度大且军品贸易往往在官方记录中语焉不详，因此为了更充分的对近代华洋军品贸易进行分析，需用多方面的文献资料，包括官方档案、大型史料集、近人专书等。
刘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介绍了他目前整理的史料《清政府与国际组织交涉档案选编》。晚清时期，因“社会”力量相对缺乏，清政府是中国与国际组织交涉的主体。《选编》选取清政府与当时颇具代表性的六大万国公会——万国监狱大会、万国海关税则公会、万国铁路公会、万国行船公会、万国邮政公会、万国电信联盟交涉往来的外交档案进行整理，共收录档案530件，约21万字。档案选编具有外交史、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研究价值。
吴文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以《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述论》为题报告。条约研究会档案现存台北“国史馆”，共14卷约18万字，内容包括成立大会、历次会议记录、研究会的经费、人员任用等方面。条约研究会于1926年北洋政府推行修约外交时由顾维钧成立，囊括了北京政府的外交精英。此期外交决策权由条约研究会掌握，研究会是近代中国最后一个由外交官主导的享有外交决策权的机构。
尽管学界对修约已有较充分研究，但从治外法权角度展开的研究并不多。既往研究认为治外法权无法废除因中国的司法存在各种问题，但问题症结实在于列强要求中国开放内地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研究会对开放内地有诸多探讨，并对开放内地有多方面顾虑。在他们看来废除治外法权是“虚名”且司法改革会承担经济上的损失，开放内地也会对国家领土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们更注目于对关税自主权的收回。条约研究会档案对研究北洋末期的修约决策及相关人物的外交思想均有重要价值。
三、外交程式、外交机构与外交文书
工作坊第三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曹南屏副教授主持。工作坊的第三个主题是“外交程式、外交机构与外交文书”。四位研究者皆从外交程式或外交机构角度出发，考察近代中外交涉中方、英方、日方档案文书的产生与编纂诸问题。
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以《总署大臣与驻京外国使节的会面与交流》为题进行报告。研究依托的史料是《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中的总理衙门各股问答节略薄。报告介绍了问答节略的基本情况、基本样态与史料价值。问答节略是公务性记录，因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情况而产生，这批档案涉及光绪部分年份的美国股、法国股与英国股。形成过程大致是首先由章京在中外双方会晤时记录，会晤后由堂官书“阅定”并交供事誊抄，誊抄毕交军机处、总署各堂官阅看。问答节略可反映总署大臣的性格和大臣间的恩怨、可作为重大交涉事件的补充、反映日常交涉与“中等”交涉事件、体现日常政治与临时性交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王艺朝（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以《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中的密启档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总署发出的密函自缮写至归档的过程、密函在文书流转中的位置与作用及1874年台湾事件中公函泄密与保密问题。报告指出通过对照同一密函的发函与花押时间，可判断此函件的主责总署大臣，进而推断总署发函仅需主责大臣花押后即可发与各省将军督抚或驻华公使。密函应保密需要，最初作为清代奏折制度在晚清的延伸而产生。1870年代密函运用范围扩大，致函国内官员与各国公使时皆可使用。1874年台湾事件中，清政府内部公文泄漏。清廷申饬下，总署增加了密函的使用。《密启档》中所有函件不存于其他各类文书档案，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可与督抚文集、外方档案等文献结合，加深对台湾事件、中俄伊犁交涉的研究。
总署大臣花押
郑彬彬（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以《英外交部对华档案的书写、流转与体系演变（1843-1870）》为题报告。英外交部对华档案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体系复杂且产生了纷繁的衍生品。迄今相关研究皆忽视了这部分档案生产的整体性、脉络性和不同类别档案之内在联系，本报告旨在系统展现该档案的内在逻辑与体系演变。
随着英对华机构设立，一整套公函书写与传递机制产生，外交部政治处、驻华公使馆与各口领事馆是英对华外交机构，也是档案产生的主体部门。FO公函的书写遵循一函一事等原则，体现了宏观信息与微观信息的互补。
FO17是外交部政治处中国档案，档案归档逻辑核心是服务决策。完整的伦敦与驻华外交代表的通信由“往来外交代表函”与“事件类专辑”共同构成。FO228是英国驻京公使馆档案，档案在一个自然年内，在各通信主体下按信件收发时间集结成册，因基本保留了收发信件的原始状态而具有“档案源库”的性质。同一份文件在FO17与FO228分属正本与稿本，两者共同构成相对完整的FO档案。此外在FO682等处还有大量汉文档案。这些档案因相关的制度架构而具有跨越时空、体系互补、内部互联、公函可溯的“帝国档案”性质，成为英国认知中国、决策对华事务的信息基础。
薛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介绍了《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与出版情况。该文书目前已出版221册，涉及明治期（1963年出版完毕）、大正期（1987年出版完毕）、昭和战前期（2015年出版完毕）、昭和战后期四个时段，其中214册的电子版可在外务省主页上直接下载与阅览。一战后在欧美各国大规模编纂出版本国外交史料的影响及日本国内外交官与学者的呼吁下，日本外务省为启发民众对外认知开始了特定外交案件出版的试点工作，1928年正式开始设置文书编纂计划，1936年第一卷出版。1948年编纂的负责部门由外务省调查课转向文书课，且确立了以资当局反省、普及外交知识与有助交涉时援引先例的方针。此后文书编纂体制愈发完备，在编年体基础上，还有别册、特集等形式。时至今日，该文书仍在持续出版。但外交文书的编纂也存在昭和时期外交文书的重要史料大量缺失，昭和战后期的档案量庞大，如何进行判断、甄别、编纂、刊行等问题。如今外交档案公开方式多样化，如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可阅读原始档案，《日本外交文书》如何与原档结合也给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近代人物与“近代交涉史料”
工作坊第四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孙青副教授主持，主题是近代人物与“近代交涉史料”。四位学者分别以袁宝龄、章宗祥、刘式训、裘毓麐及四位人物留存的史料为研究对象，探究近代中外交涉与交往诸问题。
孙海鹏（大连图书馆馆员）以袁保龄致丁汝昌的《致北洋水师统领》《致丁禹廷军门》两封函札为核心，考察了袁保龄在朝鲜“甲申政变”中的作用。经考订，两函作于光绪十年十二月间，其中“清帅”指吴大澂。结合其他史料可知李鸿章对袁保龄高度信任，令其作为旅顺营务处工程局总办参与军机要务。袁保龄协调驻朝鲜庆军的指挥调度、协调北洋船只，对保障清廷顺利解决“甲申政变”起到关键作用。袁保龄对丁汝昌的态度也从最初的憎恶厌烦转为怜悯担忧。函札体现出袁保龄考量周全、深谋远虑的办事风格。
袁保龄
韩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以《章宗祥及其〈日本游学指南〉》为题报告。章宗祥这一人物重要但研究少。《日本游学指南》是时为留学生领袖章氏撰写，流传广泛但至今无整理本，有整理之必要。《指南》现可见四个版本，皆出版于1901至1902年。《指南》的产生源于友人怂恿，有着劝学生留学及卖书赚钱的考虑。书未出版时已有广告宣传，出版后由开明书店老板王维泰推销。短期内此书在多地出版，风靡一时。《日本游学指南》除绪论与结论外凡四章，介绍游学之目的、年限、经费与方法。书中对赴日学习速成科提出意见并认为应在国内读普通学，游学时学专门和大学；鼓吹和辩护赴日游学行为。
《日本游学指南》书影
李峻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选取近代职业外交官刘式训为考察对象，关注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崛起、人才培养选拔机制等问题。刘式训的人生履历可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从广方言馆的法文翻译生至总署八品翻译官（1879-1893）；作为翻译生、翻译官随公使出使欧洲（1894-1898）；由专使二等翻译官升任驻外公使（1901-1905）；驻外公使阶段（1905-1911）；民国初年三次出任外交次长，并作为首任公使出使巴西和秘鲁。通过对刘式训生平经历的考证，作者认为刘式训是近代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第一代靠语言技术成长起来的职业外交官，并代表了第二代沿海实用技术型知识分子。
刘式训
裘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以《裘毓麐及其〈游美闻见录〉》为题报告。考证裘毓麐生平后，报告重点介绍裘毓麐撰述的史料。裘氏在京师分科大学毕业后，赴美入加州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学成回国。1915年2月至12月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举办，裘毓麐任中国驻美赛会监督处的事务员，留下的见闻记录便是《游美闻见录》。该史料有三个版本，分别发表在《时报》《大公报》与《中华实业杂志》上，介绍美国风土人情与博览会，对中西社会与文化各有批判。同期他也在期刊上发表了总计15万字以上的文章，介绍博览会中国参会情况及外国经济和科技发展。这些史料可作为研究近代博览会和民国初年中外经济交往等领域的重要史料。
裘毓麐及其《游美闻见录》
五、“近代交涉史料”与个案研究
第五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薛轶群助理研究员主持，四位研究者皆关注近代中外交涉与交流中的个案问题。
谭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以《新中国留华教育之始——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研究》为题报告。报告的研究对象是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借助该研究可了解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外教育交流的基本样貌，也可为理解后世中国留华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解释。1950年，中国与东欧五国在一系列接洽后就互换留学生事宜达成协议。清华大学在教育部的安排下承担东欧交换生的语言训练工作。11月33名东欧学生抵达北京，新中国留华教育的大幕由此拉开。专修班随后制定了管理办法与教学计划并编写教材，实施教学。学生学习汉语有一定基础后学习历史与政治课程。课余生活中，留学生进行政治学习、文娱活动与暑期旅行。经过这段学习，留学生与中国教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从事与中国学有关的工作，为中外交流的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批来新中国学习的东欧交换生
吉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助理教授）以《中日史料中的日俄战争时期东北“马贼”》为题报告。日俄战争中，日俄两军皆广泛利用中国马贼作为己方武力，对此期马贼的研究具有军事史、社会史、政治史与外交史意义。该研究可利用中方、日方的档案史料与日方的私家记载。日俄双方相比，俄方率先利用马贼，日方对马贼利用较晚但规模较大，主要命马贼从事谍报与破袭等活动，其中“满洲义军”是日军利用较大规模的马贼团伙。马贼对战区及中立区的中国居民造成严重伤害，且屡屡引发清政府与日俄两国的交涉。清政府向日俄交涉无果，日俄两国反而一再指责清政府偏袒对方。日俄战后，清政府收编了部分日军马贼。
《日俄战争清政府因应档案》中有记载“马贼”的史料
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报告标题为《从〈支那年鉴〉看东亚同文会的调查和编纂》。报告介绍，目前对东亚同文会编纂活动的研究很少，但编纂活动却是同文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支那年鉴》共七本，出版于不同时期，可作为研究同文会编纂活动的重要史料。调查编纂部是东亚同文会总部的主体部门，成立于1901年，人员编制不多、经费很少但产出很高。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编纂部的灵魂人物根岸佶在调查与编纂活动的枢纽作用。除编书外，调查编纂部还编辑机关报并得到财团支持。同文会的编纂活动主导调查活动，交通与贸易方面的材料最多，皆服务于日本的对华方针。
郑泽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以《从外交情报看日本政府对晚清政局的观察及因应：以庚子“西狩”为中心》为题报告。《日本外交文书》中有《北清事变》别册专录庚子事变，其中大部分内容未被译介到国内。《北清事变》对庚子“西狩”及此间中国政局、政要有不少记录，可深化我们对庚子“西狩”的认识，并管窥日本的信息网络及对华观念。将《北清事变》与中方材料齐观，可知日本对“西狩”各阶段有较多关注，对西狩期间政治动向有所把握，尤其对端王等排外官员关注颇多。报告也关注到“西狩”情报背后的信息网络及“西狩”情报的史料价值。最后郑泽民指出除外务省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等机构尚有部分庚子事变及“西狩”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圆桌讨论
姜鸣：近代交涉史料要出的东西不少，对国外外交档案的翻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对重要时段的外文翻译工作非常必要。若将英国外交文件翻译几卷出来，对学术界有好处。日本、法国外交档案也很有价值，如中法战争中的法方电报非常宝贵，但我们的历史叙事并未参考法方资料，仍是在原先的叙事系统里。若将法方的文件和中方的电报在一起重新做，肯定能在学术上往前走一大步。或是重新影印重要的中外交涉文献，给专业学者提供方便也很有价值。
马忠文：青年学者一定要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结合起来，虽然资料整理在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受待见，但培养一个成熟的学者，或从学术发展的本身而言，非常建议青年学者要花精力做这样的史料整理，这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很多助力。另外，《交涉史料丛刊》这套书尽量要做比较精致与比较小的主题。官方文书体量太大，选择一部分做会更有意义。大规模的外交史料由官方或国家社科基金做。
侯中军：有一批同仁在集中对外交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一个学科要获得推进，一定要有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这一点对我鼓励很大。另外，外交史同仁在关注哪些资料、有哪些进展，这些提示我们在未来几年哪些方向会有突破。我也有两个建议，其一如果可能，能否请相关领域学者集中对英语与日语外小语种史料的翻译与整理，如俄文、法文与德文。我们史学出身的学者对这方面史料的处理能力有所不足，如法国外交部也出版有专门的外交档案，中文学界对这套重要史料的利用很不充分。第二是能否集中于重大案例、重要节点与题材的精细史料整理与出版，这对学界将有帮助。
薛轶群：战前与战后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方针不同，战前文书全藏在外务省书库里，为了阐明日本立场、发出日本声音。战后，这方面的考虑较少。档案的编纂是比较费力的工作，外务省各课在编纂外交文书时的重点也会不同。我们在利用档案时要注意档案的形成过程与具有的特性，尤其是已刊档案选用的标准是什么很重要。日本人在对日本外交文书出版的介绍中，对这些档案的选择标准也都不太知道。因此原档对照外交文书的研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这对研究日本外交文书的形成过程很有意义。这样的工作会有新收获，但需要很多时间和更多学者的关注。
蒋海波：再过三周，我的单位——孙文纪念馆将举行辛亥革命研讨会，纪念馆既是博物馆也是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每年会举办学术会议，也会出版纪念文集，欢迎大家关注。康有为、梁启超有不少活动都有华侨参与，华侨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保障。但康、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说这些日常生活。神户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像舞台的后台一样，如孙中山、盛宣怀等在神户都有自己住宅，一旦国内风声不好就往神户跑，梳理与研究神户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也是我的心愿。
李峻杰：我讲一些疑惑和问题，即我整理的刘式训史料因属稿本，为最大程度保留史料价值，能否直接影印？若体例与丛刊不符，能否中文全部点校，法文请相关人士扫描录入？
谭皓：我希望挖掘一些日方史料，如很多私人文献不见于档案，这些材料能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另外在篇幅上有困惑，我们出的丛刊每本字数要多少，若一个人物的史料不够，是否要补充其他人物史料？
刘洋：我从马老师的发言中收获很大。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整理的过程也是史学基本功的训练过程，在这基础上分析和利用史料做研究，可循序渐进的推进自己的学术进步。
胡文波（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对近代文献史料的出版很重视，影印文献不少，如《清代诗文集汇编》等。第一辑出版的十种文献获得了很大成功，也有很多操作上的经验，第二辑可以继承之：整理凡例要一以贯之，避免走弯路；前言的撰写需比较精深，突出丛刊的研究性。
乔颖丛（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史料的选品与版权问题值得关注：今日报告的学者拟整理的史料版权没有什么问题，但需注文献的版本，如韩老师整理的《游学指南》三个版本的关系是什么，底本的选择有什么考虑，这些问题需注意。本辑史料的整理方式与上一辑相同：简体横排，点校整理，可以补充校勘记。若有注释，可以再讨论其专门的整理方式。整理时为表示史料的样态而选取不同字体时也需与编辑沟通。上海古籍社出版社拟推出本社出版史料的电子版数据库。
张晓川：史料整理时要多沟通。丛书推出很不容易，策划历经十年。大家一起整理史料一方面人多力量大，另一方面也会有好建议。宣传方面也需加大力度。每位整理者都是研究者，因此每一册都要坚持研究取向，要呈现出研究性前言，争取做到出版后研究者利用我们的史料时，都要在脚注里用到我们整理者的前言。另外，在分析史料作研究时很多都需要去“拼接”，各个学者整理的中外交涉史料互相之间有联系，很多史料是可以拼起来的，互相多交流。
徐家宁：在识读照片的过程中，档案文献非常重要。如第一辑的驻德档案钞，我此前一直没找到的好版本，恰好第一辑就整理出来了。若第二辑的整理有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也将尽力而为。
费志杰：我在整理档案时确实感觉虽然在自己的题目上研究了很久，但若自己的工作和相关学者一起研究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希望大家多交流。
裘陈江：期待指示更清楚一些，很多工作手头上作了一半不知下边如何继续。我整理工作做得多，但研究上稍少，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应相得益彰。
张仲民：出版交涉史料是晓川老师最初发起，海斌老师这次执行主编。作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吃力不讨好，大家愿意一起做确实很难得。
郑彬彬：档案编辑多以重大事件与人物为中心，但我在读FO时采取的方式是排除一切先行预设，一页一页地读，将自己设身处地放到当时人的决策位置上。我的感触是外交官的生活并不是以重要交涉为唯一的环绕。我的想法是能否以一定年代为断限，尽量将史料以原始的状态放出来，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效果。另一想法是去年皇甫峥峥老师驻英使馆的档案出来了，今年张老师与王博士也在整理总理衙门档案，其实在FO682里原封原样的中英文档案、正件与附件都有非常完整的保留，完全的中文格式，其中的信息对《筹办夷务始末》、对《李鸿章全集》等都有很大补充，这一套材料能否做出来？至少在中英交涉上能有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