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西方政党政治四大乱象:体制衰败 脱离群众
国际新闻来源:人民日报 2018年04月02日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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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枪支自由的利益团体在美国选举政治中举足轻重,特朗普政府依旧囿于利益对控枪态度暧昧引发民众不满。图为2018年3月14日,美国学生在华盛顿游行呼吁加强对枪支管控。
人民视觉
由于当地政府行政效率长期低下难解,经常让意大利首都罗马等地因大雪等突发状况陷入“瘫痪”。图为2018年2月26日,一名清洁工在罗马市政府外清除积雪。
新华社发
希腊债务危机于2015年大选后急剧恶化,引发国内挤兑“狂潮”。图为2015年7月2日,雅典民众在取款机前排队取钱。
本报记者 韩秉宸摄
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欧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暴露出西方标榜的民主模式中党派纷争、内乱不止、相互倾轧、社会撕裂等种种弊端。以选举政治和多党竞争政治为核心的西式民主,已经无法协调社会各种力量,日益丧失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保障的功能。正如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所说:“西方民主制度并不是在退缩,而是在崩溃,且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党争不断
争权夺利脱离群众
沦为利益集团工具
西方政党政治以多党竞争为主要特点。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就是围绕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和参与政权而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之间围绕权力进行博弈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随着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群众,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工具,这种博弈往往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为赢得选举不择手段,毫不顾忌地互相攻讦,老百姓真正关心的议题反而成为陪衬。希拉里骂特朗普是“疯子”,特朗普则威胁:“如果我当选,我将命令总检察长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你,送你进监狱!”
美国北星民意调查研究机构主席威特·艾尔斯对本报记者表示,希拉里和特朗普相互攻击“主要集中在个性、丑闻等方面,政策方面则缺乏深度”。两人的这种针锋相对并非出自正义,也非源自相互间的仇恨,只是为代表各自党派竞选而服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民众早已对两党轮流坐庄失去信任,“选举秀”旨在吸引更多民众眼球。果然,特朗普胜选后就立刻否认将起诉希拉里。
2018年1月19日晚,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从1月20日零时起被迫关闭。不到一个月时间政府两次“关门”,成为“驴象之争”引发的又一闹剧。据美国媒体分析,此次联邦政府机构关门将对社会、经济造成广泛影响,每天损失约65亿美元。
民主党与共和党拒不相让的原因却并非拨款问题本身,而是夹带在拨款法案中的私货——“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等问题。“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由前总统奥巴马于2012年签署实施,但被特朗普于2017年9月废除。
据统计,自1977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部门部分关闭10次以上,时间短至1天,长至数周,平均每届总统任期内都要发生1次。
德国大选后5个多月才组阁成功,背后也是党派利益作祟。2017年9月,联合执政的联盟党和社民党在德国大选中得票率分居第一、第二位,但各自距前一次大选得票大幅下滑。社民党认为,同联盟党联合执政是导致其得票率下跌的主要原因,因此坚决拒绝再次联合组阁。联盟党曾试图与自民党和绿党组阁,终因利益分配不均告吹。
最后,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出面斡旋,让联盟党与社民党重新开展谈判。双方在进行了新的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协议联合组阁,但两党的信誉均受到重创。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主席博罗特曼公开表示,德国组阁是“各怀心思,无精打采,毫无灵感”。《柏林日报》总编辑尤亨·昂兹指出,组阁僵局显出党派间无比狭小的共识空间,对德国这样一个工业大国、欧洲强国而言,“这次组阁过程真是一个历时漫长的笑话”。
内斗不止
政客之间勾心斗角
民众利益抛之脑后
西方政坛上经常出现“弃政从商、由商入政”现象,给人感觉似乎是政治更加平民化了,其实前者往往是政客在台上给自己谋了后路,走“旋转门”,而后者则是权钱交易下给予商人的政治报答,核心都是各自的利益。一旦利益受损,政客们将不惜撕破脸皮。如果说党派斗争中还存在着些许理念之争的色彩,党派内的斗争背后只有赤裸裸的利益。
2014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虽不支持英国脱欧,但为履行竞选诺言而发起“脱欧公投”。然而,他的老同事、伦敦前市长约翰逊却选择“反水”,与养老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等拉拢100多位议员,组成保守党“脱欧派”,在执政党内闹起了分裂。
一位支持脱欧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竟然做出露骨表态:“我并不想从背后给卡梅伦一刀,因为我想从正面给他一刀,这样我可以看到他挨刺时脸上的表情……”一次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公投,竟然成为私人恩怨的泄愤工具。
英国舆论广泛猜测,约翰逊掀起内斗“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夺取首相宝座。公投后,虽然约翰逊出任外交大臣一职,但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他依然强硬地与首相特雷莎·梅唱反调,大有继续逼宫之势。
无独有偶,2016年12月,时任意大利总理、民主党总书记伦齐在其主导的修宪公投失败后宣布辞职,不仅反对党高奏凯歌,前总理达莱玛和前总书记贝尔萨尼领导的党内“少数派”也“载歌载舞”。据统计,民主党“少数派”在公投中至少为反对党“贡献”了10%的选票,否则修宪公投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少数派”这么做,主要源自对伦齐个人的不满,以及担心失去既得利益。伦齐在2013年12月就任民主党总书记后,大力提拔党内年轻人,贝尔萨尼等党内元老的话语权遭到削弱,而他在担任总理后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也触动了党内众多元老的“奶酪”,修改《劳动法》更让双方在议会中“兵戎相见”,使民主党内出现事实性分裂。
据媒体报道,2014年欧盟委员会改选期间,恰逢意大利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达莱玛当时曾积极运作,希望出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伦齐却坚持提名时任意大利外长莫盖里尼,致使未能如愿的达莱玛重新“杀”回政坛与其为敌。
意大利《晚邮报》对民主党分裂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直言“这种分裂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当事双方在内斗过程中都在逃避责任,就连伦齐也曾有机会避免分裂。执政党分裂给意大利政坛带来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毫无疑问将使民主党的支持者们感到痛苦和迷茫”。
政治极化
西方治理体制衰败
导致极端势力抬头
真正的民主模式应该让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协商,以便达成妥协和平衡,而不是进行零和博弈,以压倒和战胜对方为目标。西方政党政治不断极化,让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至于不同力量的协商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恶斗。传统政党深陷这种恶斗之中难以自拔,无暇顾及国家的未来发展,让民众对其深恶痛绝的同时,也给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018年3月5日,意大利大选结果公布,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成为最大赢家,以近33%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极右翼政党联盟党,则以超过17%的得票率战胜了中右联盟领导人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前进党。一时间,“‘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执政让欧盟彻底走向分裂”的担忧,蔓延至整个欧洲。
为什么“五星运动”能在选举中大胜?分析人士指出,意大利当前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悬殊、年轻人失业情况严重,现有政党除了搞斗争“在行”,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不出什么有效对策。“五星运动”瞄准传统政治势力开足火力猛攻,获得了大量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的青睐。联盟党反欧反移民,更在大选中效仿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意大利优先”的口号,也成功夺走了中右联盟的话语权。
此前,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法国议会选举中获得8个席位,其领导人勒庞首次当选议员。在德国大选中,传统大党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创下历史新低,而以反欧盟、反难民等为口号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却一跃以13%的得票率成为联邦议会第三大党。在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和中右翼的人民党结盟组阁,被法国《解放报》看作“右翼势力在欧洲扩张的最新收获”。比利时《标准报》也直言,超过1/4的选民被自由党的政治纲领所吸引,足以证明右翼民粹主义又回到了奥地利“主流社会”。
当前西方民主的最大威胁在于,民主制度未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因此催生出“去道德化”的政治趋势。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对本报记者表示:“大多数选民认为政府中没有人为他们而战,使得投票意愿不断下降,即使投票也更倾向于以反建制的抗议型思维做出选择。”
选举异化
一切为了选举上台
信口许诺任性决策
西方民主理论宣称,只有实行竞争性政党制度,通过民意选择和政党博弈,才能产生比较理想的执政党及领导人。然而,今天的西方政党已被选票绑架。为了多拉选票,候选人使尽招数讨好选民,一旦当选,承诺就变成一纸空文。执政的领导人往往通过提前选举或公投,为自己的权力游戏“下注”。
卡梅伦当初决定举行英国脱欧公投的如意算盘是:反正公投通不过,他可借公投打击反对党、巩固自己的权力,还可趁机要挟欧盟。但将一个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议题,交给信息获取并不充分、不平衡且易于被眼前利益迷惑的普通选民来决断,无疑是轻率的政治赌博。随着“脱欧派”出人意料地胜出,卡梅伦这个缺乏责任和担当的政客也不得不告别政坛。
以史密斯为代表的保守党政客,为了赢得脱欧公投的胜利,炮制了诸如“英国每周向欧盟付出3.5亿英镑,离开欧盟可以将这些钱用到国民医疗体系上”的不实言论。在脱欧已成定局后,人们才发现脱欧的代价远远高出预料。民调显示,多数民众对脱欧感到后悔,希望能扭转脱欧进程。政客们这种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把英国带入一个混乱迷茫的时期。
伦齐发起意大利修宪公投,也是想扩大政府权力,为接下来的政治经济改革扫清道路。计划裁撤的意大利省级行政区划、意大利经济和工作委员会,更是长久以来饱受民众诟病。反对党却老谋深算,用一句“伦齐修宪是想要独裁”,成功转移了选民的注意力。
伦齐在辞职讲话中表示,意大利政坛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的舞台,无所谓输赢,“每次选举后都会一切照旧”。但他还是要大声疾呼,因为自己本想为意大利的未来有所作为,由于改革想要撤掉的椅子太多,结果“被撤掉的只有我的椅子”。
西方国家的反对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为了反对而反对,短时间内就可集聚大量人气。当他们从反对党变为执政党时,民众才会发现,一切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曾作为反对党,在议会中不断攻击前总理萨马拉斯领导的政府,并承诺上台后就将结束紧缩。现在希腊实施的紧缩政策却较以往更甚——当然,如果齐普拉斯重蹈往届政府的覆辙,不顾实际开出空头支票、扩大福利,希腊民众将来的日子会更难过。
在2016年意大利地方选举中,“五星运动”候选人拉吉以反腐反黑的口号赢得胜利,但入主市政府不久后,由她任命的多名官员都被查出涉嫌贪腐,甚至连她本人也遭到检方传唤调查。
“如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对传统政党感到失望,新的政党又没有执政经验,大多数只能靠喊口号、煽动民粹主义情绪来获得支持,不能实际解决问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韩秉宸、章念生、张朋辉、胡泽曦、许立群、强薇、冯雪珺、张磊)
制图:蔡华伟